由于历史的局限，在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前，终于出现了“七二八”强台风袭击牛田洋时牺牲470名部队官兵和83名大学生的悲壮事件。《风雨牛田洋》一书对这一悲壮事件本身及其前后情况，分别用记事、通讯、传记、回忆录、诗歌、歌曲和图片等形式给予生动具体、淋漓尽致的报道和描述，对于后人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福建少儿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该书，本文是节选，作者曾维浩。
《汕头大事记》载：1969年7月28日上午10时半，第三号强台风在本区沿海登陆。台风中心登陆时，汕头、澄海、潮阳、南澳等县，平均风力在12级以上。这次台风正值大潮期，风、潮、雨交加，汕头市区海潮急剧上涨，全市受浸，水深2．3米，郊区及各县地势较低的地方水深4米左右。强台风造成公路交通瘫痪，通讯联络全部中断。据统计，汕头全区死亡894人；受浸水稻42万亩，其他作物45万亩；崩塌民房141025间，仓库、工厂3502间；崩决堤围316540米。这次强台风是汕头解放后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危害性最大的一次。
22年后，我站在汕头海滨长廊的夜风里，闭上眼，想听听那种从未听过的呼啸，感受那份浊浪滔天、惊涛裂岸的壮烈。港湾静静，桅灯点点，月光如水。一对从22年前的木盆里漂出来的男女在卖烤羊肉串。他们告诉我，走过去，过国际海员俱乐部，再往北，穿过外马路，那老街的墙上，还有一道不灰不白的线呢！那是“七二八”台风时潮水浸上的位置，擦不掉了，也没人去擦。只有牛田洋那竖立纪念碑的小山包，每年还有人去送花圈，凭吊烈士和死难者。
我沿着这道斑驳的墙走过去，走进了22年前的7月……
当时，电视并不普及，信息传递最快、覆盖面又最广的是有线广播。一个舌簧喇叭或压电陶磁喇叭，装在一个花花的大木匣子里。最高指示、革命样板戏唱段以及天气预报都从这里播出。
有大台风要来了！那些拥有半导体收音机的人说。
早知道了，广播里早广播了！听者不屑一顾。
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台风警报时，潮汕人并不感到紧张。我国南部沿海地区，热带风暴每年都要光顾那么几次，是常客，不来才是反常的呢！知道有台风来，船不要出海，在海面上的，尽快找合适的港口泊下来。成熟的庄稼该收割的抓紧收割！
汕头地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接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电话：“喂！我是周恩来！告诉你们，第三号台风，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前进，在27号到28号晚登陆，地点是泉州到珠江口一带，但也不排除在闽北、浙南登陆的可能。中心附近风力12级以上，并有暴雨。如风力不减，破坏力将很大，希望各有关部门注意，要积极做好防风抗灾的准备工作！”
周总理亲自来电话了！汕头专区革委会负责人听完电话，马上召开紧急会议，部署防风抗灾工作。指示下达到县，县下达到公社，公社再下达到大队，大队接着召开社员大会。尽管在档案馆里已查不到当时防台风工作会议的有关记录，但在三号强台风登陆前，确实有许多汕头人已经知道，这次台风特别厉害，连周恩来总理都亲自打电话到汕头来了！
牛田洋在汕头市西郊，过去是一片汪洋。1962年41军122师前往围海造田，一下围出7．8平方公里的良田来。1963年就开始了粮食生产，到1965年时，粮食已达亩产1190斤。当年有个粮食“纲要”，长江以南的指标是800斤，超千斤是相当拔萃的产量了。1968年122师调防，55军219师接过了这杆生产红旗。此外，2100多名大学生也驻进了牛田洋，与人民解放军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暨南大学、华南农大、广州外国语学院、中山医学院。还有一部分人介于学生与非学生之间，他们来自北京，从七机部、八机部、外交部下来参加劳动锻炼。
26号这天，基地办公室值班员由生产计划科助理员刘特荣担任。是日天气闷热。牛田洋早稻已收割完毕，正抓紧晚稻插秧。是“双抢（抢插抢收）期间”，战士和学生们中餐都不回营房吃，由炊事员们挑着饭菜送到田头，吃了接着干。值班员得登记生产进度。下午，潮阳县委打来了电话。
“我是刘特荣，”值班员接了电话。
“国务院有个通报，你们传达了吧？”潮阳县委的人说。
“不知道。我查查吧！”刘特荣查了查值班记录，没有。这有点难以置信，国务院的通报传达到县委了，怎么会没传达到牛田洋生产基地呢？
“不用查了，告诉你吧，通报说有台风，风力强、范围大、移速快，路径稳定，向汕头来了。要求各级部门做好防风工作。”
“国务院发通报？一定是强台风吧？”
“强台风，12级以上，有大海潮，还会降暴雨。我们以为你们早知道了，怕你们刚调防来不久，防风经验不足，有什么需要地方帮忙的，尽管说吧。可要认真准备哟！”
“谢谢！谢谢了！”
刘特荣接到潮阳县的电话时，他算是知道了国务院报的强台风通报。可是那些正在田间插秧的战士和学生们都还不知道，他们仍然在憋着劲儿比插秧速度，憋着劲儿抢红旗。30多个小时以后，他们耕作的地方成为汪洋一片，500多具尸体浮于其上！
“七二八”强台风高达18级！这是汕头经历过此次风灾的人们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据说这是按国际标准算的。我们未能在有关部门查到这一标准和换算公式，只找到目前沿海地区气象部门仍然普遍使用的风力等级表。有些气象部门否定有这种预算法，认定目前预报中，一般超过12级的笼统报有“12级以上热带风暴”，至于气象记录，则以风速为准。表中也确实找不到有关的函数关系。但在“汕革发（69）第134号·机密”文件中，有如下记载：“台风中心登陆时，汕头市、澄海、潮阳、南澳等县沿海地区，平均风力12级以上。汕头市郊阵风风车16级（风速比12级台风每秒多20．4米），惠来，饶平、揭阳等县，平均风力11级，海丰、陆丰、普宁、揭西平均风力10级左右。”对照风力等级表，16级风力当在53．1米秒以上。而惠来的记录据说有60多米秒，那么，换算到18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个晚上异常地平静，没有一丝风，天气十分闷热，许多人都睡不好觉。到凌晨，台风切近了，开始有风，有雨。
灾难的日子来了！
6点整，牛田洋响起了嘹亮的军号。住在中牛田洋的战士和学生们照常出了操并下田插秧。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万一台风没来或不像预报的那么厉害，那就多插几亩秧。
最先撤人的是司令部、炮台西处，不是当官的怕死，是这几处有数以千计的家属和子女。首先要把她们送到高地去！这些家属有的是随军的，有的是因为农忙，特地赶来支援的。
幼儿园和师生们也撤！
解放牌汽车大车大车地装人，能塞进去多少就塞进去多少。孩子的哭叫声，大人的呵责声，响成一片。当然，这并不表示没有纪律和秩序。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刻，防化科科长王秋萍表现了非凡的情操。为了让别的孩子先走，他硬把自己的儿子拉下来等最后一辆车。他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
农忙家属服务队也撤走了。
按决定，所有的女同胞都得撤！
7点半，风开始越来越大，并伴有暴雨。呼啸声一阵猛似一阵。住在营房的人们都感觉到有只巨手在拔房子。住草栅营房的人很快感到事情的不妙，他们几乎还没来得及提出撤出草房的意见，草屋顶掀走了，而且被吹得看不见了。楠竹扎的屋墙也成排成排地倒下，那断裂声在风的狂啸中变得十分脆弱，有的甚至被淹灭得听不见一点声音。
东牛田洋和中牛田洋接到报告：老百姓那边的堤已经有几处决了口。
电线和电话线被刮断了！战时用的电台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台对多台。各种情况的汇报吵在一起，比没有电台还让人六神无主。到后来，台风中心登陆时，无线电波被干扰得失去了作用，变得无法联络。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有险情出现，原定怎么办还怎么办。
抢险队出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某炮连除留司务长一人外，80多人全部冲过去了！
陈尊金和他的学生排冲过去了！
……
他们真的没有畏惧。他们相信用砂包或人墙能够堵住水，让老百姓的财产、生命，让牛田洋的财产得以保住。
11点以后，台风中心登陆。这一天恰是农历六月十五。正午的潮水是涨得最高的。大风、大潮、大雨，三合一，组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搅得周天寒彻！事后，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说他看到了什么壮观的风景。除了水就是风，就是雨，他们听不到别的声音，看不到两三米以外的东西。
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
抢险队员们没办法站立着走，全猫着腰，顺着水沟（位置低些风弱些），一个紧抓一个的手，朝决口爬去！
当他们与冲过来的海水迎头相遇时，悲壮的故事发生了！
陈尊金属于根正苗红的大学生，就读于华南农学院牧医系，1968年7月，还没拿到毕业证书便来到牛田洋部队锻炼，不算参军，所以穿军装不戴帽徽领章。因为又红又专，在校是学生会干部，到了部队便当学生排副排长，排长是在正规军人兼的。先在41军塔山英雄团七连学生排，后在55军490团炮连学生排。7月28日，接到抢险命令，这个学生排33人下水投入了抢险，死11人。
22年后，担任汕头经济特区畜牧土产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的陈尊金在他充满书香味的办公室，用缅怀的语气叙述了当天的故事：
那时我们的营房被风刮走了，人都到了露天地里。上头说有险情，海堤出现断裂，要崩溃，需要人去堵。我们就去了。一出去就没办法伸直腰，我们只好把衣服脱掉，只穿内衣内裤，有的人只穿一条裤衩，顺着水沟往大堤方向爬去。大概爬了一公里多，隐约可以看见那道大堤，还没看真切，大堤就崩了下来，水一下就冲到我们面前，大家那时都浸在水里了。幸好当时我拿了一把铁锹，柄根长，水深得可以淹过头顶的时候，我撑着它浮在水面。华南师大的徐旭东、暨南大学的杜联章，一人抓住我一个肩膀。我们三个人就一把铁锹，支撑着浮在水面，任水漂。可能漂了一两个小时吧，水把我们冲到一根高压水泥电杆旁边，电线早被刮断了。我们三人抱着水泥电杆爬了上去。风刮得太紧，水泥电杆贴着肉透心的凉，还非花大力抱住不可，否则风会把人刮走。杜联章用那根军用皮带把自己捆在电线杆上。渐渐地我们有点受不住了，又饿又冻。这时水面上浮过来两捆稻草。那可真是救命稻草！我们商量了一下，跳不跳，抱着稻草还有漂到岸上去的希望。杜联章说自己不懂水性，怎么也不肯跳。我和徐旭东跳了，抱着稻草，直随水漂。那个浪没法说，一个浪能把一艘船打个稀巴烂。在浪谷里觉得是一个奇妙世界，连山都是水变成的，天上地下都是水，到了浪尖又有“会当凌绝顶”的感觉。这样一直漂了八个多小时，衣服烂了。台风虽然过去了，但我们已经没力气把握自己靠岸。后来突然踩着了泥地。照理应该高兴，可是我们没有力气高兴了！上了海滩就趴在那里，动都不能动弹，又冻又饿又累。歇了一阵，我们发现海滩上有许多衣服，就随便拣了两件穿上，湿衣服比没衣服要强。我们想沿小路找回驻地。不久碰上一位老太太，她给我们煮了两大碗姜糖水喝了！那人情可真叫人情，连姓名都不问。我们问这是哪儿。她说是揭阳县地都公社，离牛田洋20多公里。我们顺着老太大指的方向找部队。在路上碰到一个受伤的解放军。我们喝了姜糖水后有点力气了，便把他抬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凌晨两点找到部队，不是自己所属部队，煮了饭吃后，当晚睡在干棉胎里。29号下午才找到了自己的连队。杜联章也在这天下午被部队用船把他从电线杆上救了下来。他在那根水泥电杆上坚持了30个小时，接到船上时，胸脯上的肉被磨得能看见白森森的肋骨。
这些人的故事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想起革命样板戏《沙家滨》中的伤病员们，想起那首气壮山河的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在一段2．5米长、4米宽的断堤上，有来自5个单位的83名干部战士。所有的联系中断了。四周茫茫一片。这是地地道道的诺亚方舟，10平方的断堤上83个人！上帝也许随时都可以颠覆它、粉碎它。甚至于83个人如果不小心，他们自己的随意走动也可能随时毁灭自己。
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四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龙负琳把共青团员们召集起来，建立了临时党支部。他做了这样的安排并领了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到第一排，用手紧紧抓住残堤的石头，让后面的同志抱着自己的肩，或拉住腰带、衣服，一个紧接着一个，一排紧挨着一排，形成了一个血肉的整体。这样，由于海浪的不断冲击，前排的人胸口、肚皮、腿多数被石头磨破，且海水含着泥沙灌进伤口。但是没有一个人松手。这样，他们一直紧贴着残堤坚持到傍晚。风小了之后，龙连长抓紧时机，组织大家迅速转移到一个比较坚固的水闸上。
大家就这么整整熬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拂晓，太阳升起来时真的止不住激动地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因为阳光证实了他们活着。
从投入抢险到坐上部队派来营救的舰艇，他们坚持了36个小时。当看到舰艇渐渐驶近时，他们还一片欢呼，并流下了眼泪，但，一跨进舱内，他们就倒下了，获救的生命让他们恢复了饥饿、伤痛和疲倦的感觉！
几乎所有负责人都到第一线去指挥抢险、转移了。基地司令部只剩下了刘特荣一人。
刘特荣是个不同于其他大学生的秀才。他没有正规文化。在生产科，编进度表，学气象，什么都去干，什么都懂点儿。处理办公室工作是把好手。但因出身揭阳有些财产的人家，并未获多大提升。揭阳人对付台风有一定经验，一大早，他就和妻子把家中的东西捆好，并把装有衣服的木箱子搬到桌子上去。怕东西漂走，还把床和桌子都绑了一下。
如此冷静而有条理的人实在不多！
大部队撤了，老婆孩子走了，水马上就漫进了屋，他在齐腰深的水里又把两捆行李转移到阁楼上。之后，他发现弹药库和办公室也被水围住，便用钳子剪下平时大家晾衣服的铁丝，一段一段地把门给钳牢。不久，七机部的大学生来了，提出要打开军人服务社搬救灾物资。刘特荣把住了门，不让开。不断地有人回到指挥机关来，说某某被水冲走了，哪里堤又决了，哪些人又被围困了。当时谁也不知道哪些人死了，到底死了多少人。
撤下来的人越来越多，淡水不够了，刘特荣灵机一动推出水缸接雨水，并找了个地方烧开水给撤下来的人喝。
台风过后，刘特荣变成有争议的人物。一种说法激烈地抨击他“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替别人打算……”另一观点则认为，刘特荣起了别人无法起到的作用：保住了弹药库，保住了所有文件，经历了这样的大风，牛田洋司令部的文件一份也没丢。
在这样的斗争中，人们大抵只崇尚勇敢的英雄行为，而并不看重行动的实际价值，所以，光荣榜上不曾出现过刘特荣的名字。
大水把防化科长王秋萍和七机部女子排的20多位女大学生围困在南关水闸。
现在这些倔强的女同胞们傻眼了，并不是世界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屈服于人的意志的。面对强风恶水，男人跟女人一样地无可奈何。
暴风眼躲过去了。可是这汹涌澎湃的水几时能消退？
风势稍弱，王秋萍和这20多个女学生讨论：是在水闸上坚持，还是下水游到岸边去。这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下水游到岸边去。堤都决裂了，残堤上的土石仍一点一点地被水冲走。水闸迟早会崩塌，人迟早要去水里挣扎一番。与其被逼下水，不如主动下水谋生存。
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在水闸上坚持等待。这样的大风大浪，一下子就会被卷走。加之有些人根本不会游泳，主动下水无异于自杀。
争论了半天，意见得不到统一，王秋萍来了个折衷：愿留在水闸上的留在水闸上，愿下水的下水。他安慰在水闸上坚持的人，待他们一游到岸上就会找船只前来救援。就这样，王秋萍带着八个女学生跳入水中。
水闸上的人们静静地看着他们，希望他们很快上岸找来船只，但不久水闸上的人们隐约听见了呼救声。一切都晚了！
翌日，人们打捞上王秋萍的尸体，看到了他脸上痛苦的表情。
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当天早上是他把儿子从车上拉下来让别人先撤的，然而他在生命的紧要关头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水闸上的人们坚持到第二天有船来救起他们，无一伤亡。当时只有王秋萍一名团级干部，如果他能果断地像龙连长那样组织好大家，悲剧当不会发生。
王秋萍被追为革命烈士，因为不管结果如何，他毕竟为找船救援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中央军委惊悉：抗台风竟牺牲了那么多人！
水里到处浮着尸体。有人还穿着那一身橄榄绿的军装，扣得十分整齐，大多数尸体上只着背心和裤衩，那是抢险突击队的队员们。尸体中有的三个五个手挽着手，扳都扳不开。最多的有八个战士手挽着手，怎么也扳不开。最后收尸的时候，只好动用了钳子。
清点之后，发现牛田洋基地在风灾中死500余人，其中正规军人400多名，劳动锻炼的学生一说110余人（另一种说法是70多人），团级干部2人，即某团副团长段文波、防化科长王秋萍。
从莲塘避风回到司令部来的幼儿园的孩子们，看到一卡车一卡车的尸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大声地喊叔叔，可是卡车上没有回音。
“叔叔们怎么了？”他们问老师。
“牺牲了。”老师说。
“叔叔没有死，他们在招手喊再见呢！”
原来，那些尸体的手随着汽车的开动在摇摆，看上去确实像生硬的招手。
孩子们纷纷向尸体招手：“叔叔，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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